觉悟社(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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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住在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编者注)寓所的宋庆龄发去电报,恳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6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分别给宋庆龄写了亲笔信,信不是寄往上海,而是派邓颖超亲自带到上海。曾任宋英文秘书的廖梦醒这次是陪邓颖超同去上海,劝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写信诚邀宋庆龄北上。

宋庆龄很为难,24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北京(1928年前称北京)去世,北平是她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尽管她并未直接答应,但廖梦醒看出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6月29日宋庆龄在寓所看到了邓颖超带来的毛、周亲笔信,并同意北上。宋庆龄当年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荨麻疹,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由专人护送宋庆龄赴京。那么专人都有哪些人?

护送者管易文,最后一名觉悟社成员

据当年《人民日报》报道: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大公报》(上海版)报道宋庆龄自沪抵平消息

邓与廖大家熟知,管易文是谁?大家可能不熟。但看过《百年恩来》纪录片的人,或许对第一集中的感人一幕有印象:一位百岁老人,连守在身边的亲属都已经不认识了,但当把周恩来的形象送到他面前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他大喊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这令在场的人们动容,令全体摄制人员洒泪。五十多天后,这位老人离世。他就是管易文——最后一位告别世界的觉悟社成员。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百年恩来》纪录片中的管易文

管易文(1896.8—1995.12),原名关锡斌,广东廉江人,其父为御前卫士及两广水师提督。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和觉悟社,与周恩来是南开同学。在觉悟社,周恩来编号5号(伍豪),管易文编号18(石霸)。后来,他与周恩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

1926年,管易文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和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隶属的接待处处长、上海市军管会第一任交际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副部级)至逝世。

急寻政治可靠的粤菜名厨

邓、廖、管护送宋庆龄上了专列,当时国内报纸、诸多资料及回忆文章都有记载及详述。除此3人,还有谁上了宋庆龄专列,因保密等原因,记载极少。

笔者近年来翻阅了不少公开和内部资料、私人档案、笔记、证明材料及当事人口述回忆等,发现上专列有名有姓的还有杨逸、蒋兴权、柳无垢、何元昌,另有警卫一个连。杨逸当时是宋庆龄秘书,蒋兴权为随行医师(离休前为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柳无垢是柳亚子次女,曾为宋秘书,负责文件、信件英文翻译。何元昌,当时是南京路味雅粤菜馆名厨。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何元昌

闻讯宋同意赴京后,上海市市长陈毅亦非常高兴,十分重视,指示管易文组织专列,并负责护送。专列上需一位政治上绝对可靠、烹调技术高超的专厨。宋虽出生于上海,但祖籍广东,平时偏爱广东菜,时间紧迫,临时去哪找这样一位特别的粤菜厨师?

管易文是笔者的小姑父,他将此任务交给了笔者的父亲范文伟。父亲推荐了大姑父何元昌,并奔走说服他参与此项任务。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领导也觉得管易文的亲戚较可靠放心,即同意何元昌上专列主勺。后来据管易文说,宋庆龄在专列上吃了何元昌烧的广东菜十分满意。回沪后不久,何元昌便正式调入东湖招待所,后又调入市政协俱乐部、社科院直至退休。

毛泽东究竟上了专列与否?

专列车厢铺了地毯,一头是三四排软席坐位,中间布置成客厅状,一张长方桌上铺了台布,周围放了几张椅子,另一头是几间卧铺房间。专列并非直达北京,中间曾有几次停靠。一路上,宋与邓相对而坐,畅谈甚欢。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宋庆龄在专列上

专列是25日晚7时20分离开上海北站(今上海站),26日上午6时30分达南京下关站,江苏省负责人接她们几位下车,专列开到郊外一小站停靠等候。下午4时20分,专列渡江北上。

27日上午7时20分专列到达徐州,专列约停半小时,7时55分开车。中午,管处长安排杨逸、蒋兴权等与朱、邓、廖一起用餐。下午3时30分专列达济南,山东省负责人接她们下车。晚9时专列离开济南,于28日晨6时30分抵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她们下车,同时打电话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

28日下午l时30分专列离津,于3时30分抵达北平前门站。这天午后,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要活动才穿的浅色中山装,催着工作人员提前出发,乘坐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直奔前门。

据蒋兴权所撰《护送宋庆龄晋京记》一文中回忆:列车停稳后,管处长首先下车,走到毛泽东前面,两人握手,管讲了几句话,大约是报告到达的情况。随后有一位领导上车来陪同宋庆龄等下车。宋下车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迎上前去,一一同她握手。这段描写与管易文回忆录及其他几篇公开资料上描述相同,即毛泽东并非上了专列接宋下车,但也有不少公开资料均描述车达北平,毛泽东等上专列与宋握手。毛泽东究竟上了专列与否?目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讲法,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1980年邓颖超与管易文在人民大会堂重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70周年。上宋庆龄专列本来就人数不多,笔者的两个姑父均上了专列,笔者父亲也曾为此奔走出力过,笔者也觉十分光荣,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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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宋庆龄 上海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