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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外资股东持股中资银行的监管红线迎来突破。

11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提及，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事实上，市场此前对提高外资持股中资行比例上限一直抱有期待。不过在银监会2015年6月发布并施行的《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并未把相关的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单一外资股东对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仍为20%。

持股比例上限也限制了外资股东提高话语权的可能，叠加外资股东自身遭遇的经营困境及战略布局调整等因素，让不少外资股东在近年选择撤出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投资：减持对象从最初的国有大行，渐进至股份行，现已波及中小银行。

不过从去年底开始，监管部门不断通过政策及吹风，表明要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外资准入限制。前期央行和银监会等部门也在密集调研，就金融开放征求意见。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具备了进一步开放的良好条件，当前金融体系能够接受外资以更高持股比例进入。

就银行业而言，连平认为，银行业等规模体量较大，外资提高持股比例的资本金要求较高，境外机构大规模持股国内大型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逐步提高对中小型银行的持股力度的可能性会相对更大一些。

不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2017·径山报告》研讨会上也表示，对外开放应该是普适的，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应该遵守国际规则，“原来，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要取消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而现在，我们应更加重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

外资股东持股比例限制将取消

单个境外金融机构持股中资金融机构不得超过20%/同一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综合不得超过25%，两条规定源于银监会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事实上，外资股东对提升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一直抱以期待，这样外资投资者从战略、财务上的自主权都会更高，较高的持股比例也使得外资机构的话语权更大，可以使被投资银行更多遵循外资的运行机制，较多的持股也能带来外资的投资粘性，不会轻易抛售。

不过银监会在2015年6月发布并实施的《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并未把相关的持股比例上限提高。直到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公开表示，将放宽外商在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领域的投资限制，彼时消息传出，就出现 “外资持股中资行比例上限或将提高” 的解读。

今年3月，银监会发布通知称，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入股参照关于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银监会7月份发布的《关于修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中，也提及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发起或者战略入股中资银行。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正在加快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步伐，放开外资机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限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朱隽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7·径山报告》研讨会上就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迅猛，中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在银行业的表现尤为明显。“但外资仍然希望中国对银行业实行全股比、全牌照的放开，他们认为，放不放开是中国的事，而放开后外资是否继续进入或是否提高其对中国的投资是外资的事。”

“事实上，由于中国市场十分重要，外资机构均表示它们必须进入并占有部分中国的市场份额，但程度如何取决于其对中国经济前景是否看好，中国当局的宏观政策是否有利于外资在中国市场上的运营，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在外资集团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等因素。这反过来也相当于是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宏观政策的考验。” 朱隽称。

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也认为，放宽金融服务业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无疑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更多的外资参与将有助于推动内地金融巿场的国际化，并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外资机构需要什么样的开放？

除了提高持股比例外，外资行还比较一致地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尤其是在某些银行业务领域，希望能够凭借其在成熟金融市场中的经验分一杯羹。

朱隽认为，对外开放应该是普适的。“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我们应该遵守国际规则。原来，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要取消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而现在，我们应更加重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

主题为《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2017·径山报告》综合报告中也提及，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开放。

报告认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就是中国的法人机构，接受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所以当局应该按照内外资同等对待的原则，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具体而言，可以放开银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对外资银行股东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最低开业年限要求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理事单位、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则认为，就体制机制而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而且无论是规模、创新能力、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资银行根本成不了鲶鱼。“在目前的情势下，要吸引外资银行进入，降低准入门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清晰与相对稳定。”

“这方面，要明确几个关系，一是管制、监管、调控的关系，二是监管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三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刘晓春认为，“现在讲金融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为实现我国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因此通过对外开放，重点应该是建立不同金融领域的国际中心，让各国机构到中国来进行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

外资行这些年的“进与退”

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外资战略投资者纷纷选择退出中资银行持股。

2004年8月，汇丰入股交通银行，此后一批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当时羽翼未丰的中资银行，见证了后者从引资上市到发展壮大的蜕变过程。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经济未能复苏，加上监管要求提高，外资银行流动性进一步告急，不得不回笼资金提升自身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以满足监管要求。这也致使从2008年末开始，陆续对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进行减持甚至清仓。

从2016年开始，外资股东对中小银行的投资也开始撤退。澳新银行就在今年1月正式宣布出售其持有的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该行总裁廖贤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监管环境的变化以及将精力和资源聚焦于自身业务的考虑，该行还将继续出售在亚洲地区的部分银行股权。资料显示，目前澳新银行还持有天津银行12%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外资行对中资银行持股主要以对中小银行的投资为主，但从多家披露增资扩股计划的中小银行来看，不管是否参与定增，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在下降。以今年披露获完成定增计划的中小银行为例：下面四家银行框起来！

南京银行：目前法国巴黎银行通过直接和QFII合计持有南京银行18.63%，其中法国巴黎银行（QFII）三季度减持1861.47万股；此外，该行募资规模近140亿元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已获得当地银监批准，正在继续推进，而法巴银行并未参与此次定增，合计持股比例预计还将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

齐鲁银行：今年7月推出大规模定增方案，该行单一第一大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持股20%）虽然以股权对价认购的方式参与了此次定增，但定增完成后，澳洲联邦银行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17.88%；

厦门银行：今年三季度完成大规模定增计划并变更注册资本，该行股东江苏舜天的公告显示，厦门银行此次增资扩股仅面向新股东，因此富邦银行（香港）并不在增资范围内。以此计算，增资扩股完成后，富邦银行（香港）的持股比例将由19.99%下降至15.78%；

北京银行：240亿元定增已获发审委审核通过。该行第一大股东荷兰ING银行也参与此次定增，不过根据此前方案计算，定增完成后，ING的持股比例将由13.64%下降至13.03%。

除了减持中资银行外，部分外资银行还关停在华网点。数据还显示，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由2006年末的2.11%下降至2016年的1.26%。

在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看来，十多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差强人意，关键的原因是：

因为资本金的约束，在体量上根本无法与中国的银行相抗衡，也因此根本无法深度进入中国庞大的本地市场；中国特殊的银行间市场，外资银行的体量没有能力影响这个市场，外资银行在这方面的专长也无从发挥；中国客户的风险逻辑与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逻辑的错位，使外资银行在开拓业务中一方面裹足不前，一方面还是难以把控风险；监管政策和方式难以适应。

而这恰恰说明，中国金融业需要更大程度上的开放，因为开放能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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