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又到最美樱花季，中国最美大学校园当年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骑着毛驴到珞珈山选定，关于武汉大学选址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从事武汉城市史、中国大学史研究的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刘文祥老师研究认为，李四光亲自勘查武昌郊外山水，为武大选址新校舍确有其事，但具体提出珞珈山者另有其人，其过程也曾一波三折。

今年是武昌建城1800年，由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武昌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武昌区图书馆承办，武昌城市书房外文书馆、武昌区政协民宗委、武昌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武昌区图书馆中南路街道分馆协办的“武昌大讲堂之《千年历史耀武昌》”系列讲座，3月23日上午在武昌城市书房外文书馆开讲。首讲专家刘文祥在题为《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武汉大学近代校园建筑漫谈》的讲座中讲述了武汉大学的前身、校址变迁，揭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武大建校、发展的历史细节与轶事。

讲座现场。

从阅马场东厂口武昌高师

到北伐后武昌中山大学

清末张之洞兴学以来，武昌旧城内陆续诞生了众多新式学堂、学校，加上同时期外国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武昌成为学府云集之地，弦歌斯盛，开启了“大学之城”的厚重历史。清末武昌官办学堂，校舍校园大都因陋就简，利用城中既有官署、祠庙、会馆、民房等建筑改建办学。这些建筑原本并非教育场所，作为校园，其环境和设施大都不如人意。

武昌阅马场，旧名“阅马厂”，是城内练兵演武的校场，其东、西两侧称东厂口、西厂口。当年的东厂口，即今首义广场以东，首义路口以西的武珞路附近地区。作为湖广两省的中心城市，清代武昌城内各省会馆林立，在东厂口便有一座四川会馆，其一旁紧邻的还有一座纪念湘军霆军阵亡将士的“霆军昭忠祠”。东厂口的四川会馆和霆军昭忠祠，首先在1898年时被张之洞一并用作湖北农务学堂校舍。1904年，张之洞将由自强学堂改名的方言学堂迁入了此处，而农务学堂则移往武胜门外宝积庵另行建造。

1911年春，方言学堂因办学质量不佳，加之湖北严重财政危机，而被裁撤停办。辛亥革命后，东厂口校舍被占为军营，随后湖北都督黎元洪利用这处校舍兴办了武昌军官学校。至1913年，军官学校迁出，此处重新成为弦诵之地，一所近代武汉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地位的新学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此诞生了。

刘文祥说，当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校旗特别有意思，蓝色旗帜上有一只白熊，楚国国君熊姓，以白熊象征楚地，白熊上面的羽毛象征飞黄腾达，蓝色象征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武昌高师此后陆续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底，武昌中大被控制武汉的桂系当局停办。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旗。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在武昌组建一所新的高水平国立大学。在蔡元培的介入之下，新大学在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提升，许多知名教授学者前来共襄盛举。蔡元培还亲自将新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蔡元培为“国立武汉大学”高标准定位，延揽了一批他熟知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

武昌中山大学校园。

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坐飞机勘察“落驾山”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之初，校舍仍位于东厂口的原武昌中山大学校园处。面对这一清末以来已使用数十年的狭小破旧的校园，武汉大学早在建校之初便酝酿了另建新校园的构想。蔡元培写信给桂系首领李宗仁请求拨款另建新校舍。信的开头写道：“日前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周鲠生两君来，言及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希望先生赞助，托为转达。”

根据档案资料，武大新校舍最初选址武昌洪山下。一份1929年11月11日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讲话透露了随后的变化：“那时，适逢叶雅各先生——前金陵大学森林系主任，后受聘于湖北省政府计划改进农业事务者，于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之后，对大家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于是李先生等亲去该地察看。”

也就是说，作为武汉大学筹备委员的李四光，是在叶雅各提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选址后才亲自去该地察看的。当时被称为“落驾山”的东湖南岸被选定后，校舍区设计在“落驾山”南麓，即今天面向武汉体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方向的珞珈山南坡。

武大建校前的东湖南岸“落驾山”。

此后，李四光到上海请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来武汉考察，设计武大新校舍。关于此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于1982年3月曾有一段回忆：“经与初步叙谈，情趣融洽。随后花五百元钱，包乘一架专机从上海直航武汉，飞跃落驾山上空时低飞盘旋俯视校区全貌。次日登山实看，开尔斯对于落驾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提出了粗略想法：拟在落驾山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至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并在陆军测量局所绘制的地图上，沿着落驾山南的山脚，从东边郭郑湖滨至西边茶叶港划出一道红线，圈定了新校区的范围。”

开尔斯来汉考察后给出建议在“落驾山”北麓建新校舍，被武大接受。地图显示，当年茶港尚有水面。

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接受了开尔斯的设计，将校舍建筑由原定建在“落驾山”南麓调整为建在“落驾山”北麓，南麓建教师宿舍。

珞珈山南坡第一教职员住宅区，因最早为18栋欧式别墅，故俗称“十八栋”。

沈祝三的汉协盛营造厂只建了武大一期工程

关于武大的建造施工，过去只知道施工单位是沈祝三为老板的汉协盛营造厂建造，沈祝三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合同建好了武大校舍建筑。刘文祥研究发现，汉协盛营造厂参加的是武大一期工程的建设，1933年后的又一期工程由六合建筑公司承建，包括武大建筑群众影响较大的图书馆和行政楼。1949年前，武大最后一栋建筑农学院大楼于抗战前开始建造，后因沦陷而停工，战后继续复工。在动荡的时局中，校方为节约费用，修改了原来和武大主体建筑一致的绿色琉璃瓦，屋顶改用灰色平瓦，非常简朴。

武大建设第二期工程之一的武大图书馆位于狮子山顶，为整个狮子山建筑群的中心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八角歇山顶，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十分庄严宏伟。

有现场听众提问，武大的建设，功劳最大的人是谁？刘文祥认为，武大这个工程是集体智慧群策群力的结晶，融合了各界的努力。选址上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等人都有重要贡献；设计上，包括开尔斯、李锦沛、石格司、缪恩钊在内的设计团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蔡元培定下了武汉大学高标准起点，可谓顶层设计者，几任“教育部长”、武大校长也都有贡献；工程界，汉协盛、六合、袁瑞泰等营造厂都高质量完成了工程。所以，不能简单归功到某一个人身上。

1949年前，武汉大学建设的最后一栋建筑农学院大楼。刘文祥 供图

刘文祥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年这里还是一片偏远荒野之地，是武汉大学来到这里，筹备者、设计者、施工者们让这片荒山变为中国最美校园，而不是相反。”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王莉）

【编辑：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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